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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走后怎么办?活着。有意识地活着。

出走的 单读 2023-06-03



思绪先倒带回电影《绿夜》的柏林电影节映后谈,一位女性观众发问:“女性是没有家的,女性一生都在离开。离开原生家庭、离开家乡,甚至离开婚姻、离开孩子,但女性又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的牺牲才能真的离开。请问导演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展现的这种 women have no home?”

很多女性在网上回应了她们的共鸣,她提到的“离开”,是女性一生中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要面对的母题。在传统的社会安排里,女性首先是被迫离开的,在娘家是“嫁出去”,在夫家是“外人”,而这种“外人”的感受还会延续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女性可以选择主动离开,用主动的离开来拒绝传统的离开,在思想上与过去的言说告别,或用肉身的移动剥离过往的经验,去向一个对女性更友好的环境,去向一段自由选择更多的人生,去寻找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我。

从“娜拉出走”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是一个世纪前就提出的问题,但这个妇女节,单读仍想继续谈谈它们。单读的作者、编辑和朋友们分享了各自与“离开”有关的故事,这是一次痛苦的剖白,也是一次对希望的迈进。这些故事也许能给更多人鼓励,虽然能否离开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但是离开的决心、一次次的决心总有共通之处。如果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是“安安稳稳、本本分分”,那今天的节日祝福就是,愿我们都能不断练习飞行,不断练习筑巢,一个容纳多种可能性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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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

作家,出版有《暴雨下在病房里》


我出生于 1984 年春天,即将进入 39 岁,未婚育。在我的经验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并非简单的“安稳”与“本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如同泥坯上的刻刀,按着具体而随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一刀刀塑出女神、公主、母亲和荡妇。(闲插一句:如今我们的“荡妇”是太少了,羞辱便越压越多。)


关于故事,一方面我身上没有什么典型故事——父母和睦亲密,努力予我自由和支持;另一方面,那类身为女性的遭遇又太多,已经到了懒得讲的阶段。


只有一件小事,发生在我刚刚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老板性别男,四十出头,以实习期辅导为名,下班后围追堵截,上班时公开优待,言行大胆,自觉浪漫无边。我因此辞职,辞好给妈妈打电话。没想到妈妈责我任性草率,认为因此丢了工作不值。她教诲:这种事职场难免,下一份工作也是一样,假如你聪明、手段柔软,是能够借势而为,既不吃亏又得好处的。


那个电话打完,我知道我逃离了两种处境。一种是一个可笑男人的权力幻觉,一种是母亲半生的辛酸经验。


我知道了说不的意义。


电视剧《伦敦生活》


说不的义务是自立,奖赏是自尊。它激活勇气,生出自信,令我是我。


娜拉走后怎么办?活着。有意识地活着。


如果说女性一生流离于一个又一个 “他人的家”,那么逃离之后要清楚:家不是寻来的,家是要自己去造的。


无论是走出一个家庭、一个故乡、一段关系、一种身份或一场具体的生活,都是变革的开端,都会有现实的利弊。所以出走不是一次决心,是出走之后日复一日的决心。


而我觉得最根本,是在出走之前,先走得出那些看似高于你的观念,走出震耳欲聋的教育,和庞大手势的阴影。


是心里想着 “我可能是错的,他们可能是对的”,但——“试试看是可以的。”


当然属于女性的去处仍然寥寥,穿不出这现存系统之外。我想我们要发现的,不是专属 “女性” 的去处,而是 “人” 的去处。这去处里,一部分是女性长久缺席的,一部分也许尚未存在——正待我们去建。


有时我又觉得,即便不到哪里去,当个流亡者也没什么不好。鼓励争论的人争论,允许沉默的人沉默,不以伟大之名裹挟个性荒诞,已算是难得的互助和良善了。




王梆

作家,出版有《贫穷的质感》


十二年前,刚到英国不久,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出走的原因。今天,我已不是信中这个纠结的女儿,异国独立生活并寻找自由的经历,终于让我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性。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封信,虽然全然没有达成和母亲的和解,但它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起跑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和脐带的分割点。


妈妈,对不起,上次我在电话里面发脾气。我非常后悔,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伦敦时间早上 11 点半吧!正是妈妈你在 36 年前那天崩地裂地受难时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此前将近一个月没有给你打电话,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恶梦。梦见自己睡在一张悬空的床的边缘,床底下是万丈深渊,因为随时要坠落下去,而哭着喊妈妈。又梦见你在我们斑马煤矿的那个家的院子里点香拜神,请了一个慈眉善目的巫师,唱着粤剧为我驱邪作法。最近的一个梦,梦见你在厨房里做菜,高血压突然犯了,晕倒在地,我和弟弟把你抬到门前的草地上,用丝瓜瓤搓你的背,一直等到阳光照到你的太阳穴上,你才醒过来。有你存在的梦里,我身处的空间,不论实际上我在哪里,那个空间都是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一栋大板房的变体,那僵硬平凡毫无个性的大板房,在我的梦里,像褪色的积木一样构造着破碎的回忆。


被和你疏于联系的愧疚和痛苦折磨着老做恶梦的我,却每次听到你在电话里的声音,尤其是你的责备和失望,都恨不得自杀,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无所作为,为自己的不孝,为自己还不曾见到彩虹的未来而一筹莫展。你所要的一切,我一样都没有办法给你。是的,妈妈,用你的话来说,我就快 40 岁了,几十年来,没有家,没有孩子,像泡沫一样在海上漂浮,现在连国也没有了——在你看来,留在国内,留在家乡,像袋鼠一样怀抱着一只小袋鼠守着家园,像浮雕一样守在你的门边,才是“幸福之道”。然而我却从高中毕业之后便远离了你为我谱写的幸福之道。年复一年地,我,让你孤身苦守着,让你长夜寂寞着,让你懊恼失望着。


怕你崩溃,我从来只报喜不报忧,因为哪怕是对我来说至高的喜——妈妈,我觉得好自由——换来的,只能是你的无尽悲伤。所以,妈妈,请原谅我,在你接不到电话的日子里,即是我,无论怎样也欢喜不起来的时光。在这样的时光里煎熬着的,除了对你的挂念,便是对我这颗私心的无尽自责。


电视剧《伦敦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边沿着你所指的幸福大道逆向逃跑,一边偷偷地回首,看到你的身影越变越小,此刻,隔着几万里,你的身影几乎小得要变成太阳的黑子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啊!


妈妈,你觉得我能顺着原路跑回去吗?回到老家,在你的安排下相亲,嫁个 40 岁左右的鳏夫或者离异白领男,做高龄产妇,在你为我安排的月子房内喝着你为我熬的鸡汤(妈妈,我已经吃素 4 年了,你却总是不相信,总觉得我不吃肉会得病),接着呢?买个养老保险?我为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自由,为一个“孝”字,付之一炬?


妈妈,自由是什么呢?我其实还没有权利告诉你,因为我还在苦苦摸索着。但是我能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活下来,靠的就是这个信念。我小时候,成绩不好,父亲说我长大了以后,就算想为那些秀才们提鞋,都不会有人要。我放弃重点大学不报,报个二等大学,被你骂了十几年。我放弃朝九晚五,做自由撰稿人,你觉得我活生生地把铁饭碗给扔了,分明要饿死自己。我嫁过人,又离了婚,你觉得我老把感情当儿戏,从来不认真。妈妈,你知道我在英国吃的最大的亏是什么吗?就是这种由“不被信任”而衍生的深重的不自信。


要多大的能量,才能让这样一个灵魂变得自信起来,你知道吗?我读书,写书,拍电影,学英文,旅行,参展,讲座,一次又一次地恋爱……是的,顺利的时候,就是我欢天喜地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似乎感觉到与自信的臂膀相拥而眠的时候……就是我似乎觉得也可以做一次荣归故里的浅梦的时候,然而,只要一次不慎跌倒,我便又重重地,绝望地,跌回了谷底。因为那个叫“不自信”的引力,简直太强大了,强大到我怀疑自己多年以来,做的全都是无用功。



电影《瞬息全宇宙》

我多希望自己是西西弗斯,无论跌得多深,都可以重新爬起来。然而,我不是他,我是她,生在中国,生在你的怀里。


妈妈,你在我的心上雕刻了一朵荆棘花。每一次开放,我都感觉到疼痛。这疼痛,比起十月怀胎,微不足道,却将朝夕伴我,直到来生。


如果做点什么,可以让你息怒,如果负荆请罪,是唯一出路,我愿意。因我从未,也不会,将你遗弃,因你的血已经在我的血里融化。


这个冬天,我会回家,带上礼物,抑或仍旧一无所有,如果又是那样,请你不要难过。


此刻,相隔万水千山,我的手触不到你的白发,但假如回忆也可以邮寄、包裹、扎上蝴蝶结,请代我将它们一一打开,从 36 年前,你初为人母的那一刻起,妈妈,请相信,我,并不是你的失败之作




慕明

作家,出版有《宛转环》


上初中时,我偏科挺严重。第一次考几何时,正赶上国足对阵哥斯达黎加的第一场小组赛,万众瞩目,老师让我们预测比分作为附加题。记得当时有小半个班得了满分,拿到附加题分的也有不少,八十五分以下的则被请去办公室面谈,我也位列其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常穿一件领子洗得有点变形的横条 polo 衫,很有经验也很和蔼,给我分析错题时,总是生怕说得太重。


同样的场景发生过许多次。直到考上最好的高中离校前,他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我一下子说不出准备好的感谢的话。那时我刚得了作文和时政比赛的奖项,数学勉强不再拖总分的后腿,但面对一条合情合理的分岔,却无法顺从,甚至非逆行不可。不甘心到此为止的态度贯穿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以至于当编辑要求谈一谈主动离开的故事时,我竟想不出什么。的确,我在不断离开,家庭、文化、各种各样的舒适区,但并非醒悟了什么,而只是想沿着那条已经走了很久的路,继续往前一步。


工作第一年,我读了 Sherly Sandberg 的 Lean In(向前一步),我的第一本女性读物也是职场读物。作为当代最成功的商业领袖之一,她讲的是诸如女性开会时坐在桌边要克服恐惧、勇于发言这样仅“一步”之遥的小事。对于我们这代人,道路可能起初看起来没有区别,都通向自由、自我实现和更大的荣耀,但各种各样的压力会让其中的一条悄悄弯折,避开荆棘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最初的目标,而待到偏离很久之后再断然离开,所需要的决心和代价都是巨大的。


电影《三块广告牌》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样的决心。出走和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仍然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有了更多范例,能在步入困境前展现另一种可能,从而让我们更快调整方向。




郭爽

作家,出版有《月球》


我好像一直在逃离,逃离某个具体的居所,或者逃离某个自己。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说捕猎是男性的某种本能,把猎物(具象的抽象的目标)扛回自己的窝,那么,女性要拥有自己,并不能靠筑巢或守巢,而是一次次冲出去,滑翔,练习飞行。飞行需要练习,是技术,也是艺术,肩膀上长出一对翅膀,听起来浪漫,其实伴随疼痛。羽毛会脱落,要一直飞,就得不断吸收营养,锻炼肌肉,长出新的羽翼。


我逃离过父母的家(很多次,又多次返回),逃离学校,逃离工作,一直在外界的“你是”和内在的“我是”之间冲突,但 29 岁时,去德国,冒险去写作,逃离的是一个我自己亲手建造的我。那之前我只去过一次欧洲,德语我只会说 Ich bin Mia(我是米亚),而我的计划是穿越德国南北境,找我童年时相信、想象过的童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但有什么驱动着我必须去做。原因?事业的冲击、自我价值的困境、人生中场的失落,这些可能都是,但核心的是对真实自我的恐惧,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不想再做一个聪明的顺服的人了。


电影《卡比利亚之夜》


去陌生的国度,切换空间,也许是“地理疗法”,但遇到的一个个人,让我跳脱出了束缚自己的身份。依靠他们的人生故事,通过写出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有了构建自己人生故事的勇气。


回头看,这是一种升级后的逃离。而这之后,逃离并不会停止。跟以前的区别是,一边逃离,一边建造。人生是一场场告别吗?可能其中最艰难的,是告别一个个“我”。看见她们,珍视她们,然后携带着她们往前再往前。写作是桨。




郭佳

性别和文化研究博士

娜拉的出走是从思想的出走开始的。娜拉说:“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一刻娜拉宣誓她完成了思想上的出走。

每个出走的娜拉在出走之前,都完成了这一刻的思想出走;或许许多并没有出走的娜拉,也完成了或者正在经历某种思想上的出走。

从家乡城市来到北京,从北京来到澳大利亚,我的求学过程比起物理世界的移动,更多的时刻在经历着更多思想上的出走,以及试图解决思想出走之后的困惑,并且产生更多的困惑。

青少年时期的我并不是一个对性别不平等敏感的人——我的姥姥和妈妈都是职业女性;在家庭和学校中,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生而经历过被铭记的不公。进入大学,来到更宽广的世界,接触到更多的知识,随着一点一点地对社会和生活产生认识,我开始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拥有某种程度上的特权的女生:个人成长的顺利不代表社会结构没有问题。除了性别不平等的典型事件,我开始意识到结构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性别化的刻板叙事,比如对于女性的语言暴力和歧视性调侃,比如那些让女性感到不舒服、却无法言说的时刻……


电视剧《性爱自修室 第二季》


大二的夏天,学校论坛上有一则帖子,一名男生半调侃半认真地指责在图书馆穿着清凉的女生让他无心学习。针对这件事,我在学生报纸上写了一篇简单的短评,却引起个别的男生在朋友圈反对,随后我又写评论反击……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展示我的思想出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后来,面对不同的读博的机会,我没有选择我熟悉的传播学系,而是来到悉尼大学性别和文化研究。在这里,我接触到了更加多元的性别文化和表达,明白了性别与其他社会身份的交叉性,在坚定地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同时,我也产生了更多的困惑和问题,有些是关于性别理论的问题,有些是对于我们未知未来的恐惧,有些是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模糊性…….我开始明白,原来思想出走是一个过程,而且对于我来说可能永远没办法完成;换句话说,出走的娜拉,我们永远在路上。



lulu

媒体人


Women have no home,这是一句陈述,也是一句警告。我们没有家,那些包装成家的地方,实际上遍布陷阱。


我在今年春节第一次深深意识到这一点,我爸喝醉了,对我说,你回老家,结个婚生个孩子吧。他情真意切,我毛骨悚然。


恐惧,只感到深深恐惧,想夺门而出,想搭夜行车回上海出租屋,想尖叫再说我去把子宫切了。但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醉话掉进沉默之海,无人再提,永不消逝。


还好过几天就走了,我想。


电影《绿夜》


这又是一个小地方与大都市,落后与进步,家庭主妇与独立女性的二元故事吗?我每次讲述时、劝说时、争吵时,都害怕卷入这套陈词滥调里。我的省会老家,我繁荣的网红故乡,我脉脉温情的亲人们,他们从不逼迫我做些什么,只是在醉意促成的软弱与大胆里,对我说,结个婚生个孩子吧,家庭和睦,其乐融融。


对女性来说,最不安全的地方是家,在城市,在更大更冷漠的城市,资本观不多不少刚好淹没道德观,当我们批判资本薅女性主义羊毛,宣扬美黑与女子力时,当我们骂三点式“穿衣自由”实在在性化女性时,在我的老家,我无数次因为皮肤黝黑被亲人贬低、说话大声被父母呵斥、穿吊带被我爸荡妇羞辱——这都是为了你今后好——他们说。我要下绝对判断了,一个父权的市场,比一个父权的家庭好太多了。


独立女性当然只是一个神话,“We are not free until everyone is free”,性别歧视在发生,结构不公影响各方各面,又哪里会有公正的利益交换。但冷漠的美好之处在于不带道德矫饰,陷阱明明白白,对女性而言,更具毁灭性的是道德、责任与爱,每一则都如父权尖刀,把美丽、婚姻与母职包装成不容置疑的人伦标准。


大城市是女性的庇护之处,它有各种各样的残酷,但都不会有老家残酷。在公共写作里,我用一大堆可能性前提,再小心翼翼加上附加——尊重个人选择,不是每个女性都有出走的条件。但对最在乎的女性朋友,我说,去他爹的,不要,不要回老家。



河边草

单读编辑


到了“应该结婚的年纪”,我问妈妈,你为什么选择结婚?


她回答,当时想逃离自己家,太烦了。


但婚姻是另一种烦。只说与我相关的这条故事线吧,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她辞去工作成为家庭主妇。多数时候只有我和她一起生活,接受她的悉心照顾,当然也接受她的督促唠叨,后来知道了,这就叫作“丧偶式育儿”。大概是生产之痛和抚养我的疲惫都让她不想再体验一次“当妈妈”,她坚定地拒绝了再生一个孩子(希望是男孩)的要求——她常和我提这件事,说自己的子宫一定要自己做主。



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


在妈妈的坚持下,我有幸成为了独生女,并且是很会考试的那种。我一面听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别扭肯定,一面却很快陷入了自卑。单眼皮小眼睛,不行;短短粗粗的腿,不行;聪明有想法,不行;没有女孩子气,不行……同学的窃窃私语,亲戚无意间的一句话,喜欢的男生的否定,让“要这阳光,要这雨露”的我日渐耷拉下来。


但作为一个富庶地区的 90 后独生女,总归还是占了很多“便宜”,被鼓励尽可能地接受好教育,被鼓励去外面闯荡。起初其实是痛苦的,我很难离开妈妈的照顾而好好照顾自己,但是听课、阅读、结识更多人、独自去应对更多,是不可逆转的吸引。像是洞穴里的人瞥见了光亮,如果学会了动用智识分析有毒的文化环境,学会了在杂音中辨别自己的声音,学会了停止向内压抑自己的生命力,又怎么可能停留在原地、甚至回到过去?


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用拒绝回家工作、拒绝与本地人成家来拒绝顺从那种过分稳定的、充斥着“大男子”味的社会惯性。我还没有那么坚强,当要求推到脸上可以从容说不。


上次回家,外婆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在我耳边叮嘱:“不要太依着男的,他们会蹭蹭上的,我年轻时候不知道,觉得你外公是男的,就应该多听他的。”但她下一句话就是劝我留在当地,别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知道她担心我的妈妈、她的女儿没人陪伴没人照顾。


想到这又有些难过,我自顾自地向前迈步,却不能拉起妈妈的手



菜市场

单读编辑


曾经作为一个擅长画画的小孩,我在课程作业、绘画竞赛、给家人的贺卡中都画过家的模样。有时候是它是两只老鼠,一只小牛;妈妈和她当时的男朋友都属鼠,我属牛。有时候它是是一道彩虹,一个简笔画的屋子,旁边窸窸窣窣几个人;几年间,爸爸总在迎接新生儿的到来,所以怎么理解这几个人的身份都可以。有时候它是一个天空中的流线型建筑,花、草、人不规则地在其中穿梭;画的主题是“未来的家”,它在市区的比赛中只拿了优胜奖。


当家的模样一直在迭代——在爸爸那边以妹妹们的出生为边界迭代,在妈妈这边以共同生活的对象为变化迭代——我的出走是很自然、甚至不引人注目的事情。长久以来,我和一些家人保持着夏令营式的关系,和另一些保持着互为救生艇式的关系,以毫无结构的方式关心彼此。我的苦恼与其说是如何离开固有的生活,而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某种固有生活:回家,如果不是回到那个记忆中不曾显形的核心家庭,那么是回到咖啡馆、宿舍、出租屋,还是未来的某种流线型建筑?


电影《少女小渔》


苦恼着长大,感受到与苦恼相伴的自由,那些空气中我不曾承担的期待(顾家、嫁人,这些宝盖头的字),我发现我的流浪正是以前几代女性的出走为前提。妈妈的出走相当可观。她先从内陆的故乡出走到沿海的都市,再与爸爸一起,从养育我的房间出走到工作与社交的中心地带,最后,放弃又拿起几种家的可能性,可谓狡兔三窟。外婆的出走……她结婚的理由甚至是,不想下放到农村,得赶紧找个帅的成家。据说,外公是最帅的那个。


外婆与妈妈一个是红色年代“能顶半边天”的新女性,一个是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突然手握选择权的自由人,她们一起造就了我的遗产,也是我的苦恼,我的白卷。在《玩偶之家》的剧场里,我已经错过了大部分的情节,一出生就去书写续集:“娜拉出走后怎样?”那些曾经在大脑里引发裂缝的词语,家,故乡,爱,能够一点点变成在现实中有所指的词语吗?我只能希望,在我的历史里,我能一边安心于那些自己不曾拥有的,一边充满活力地去接受那些生肖、彩虹、屋子、花草、咖啡馆、宿舍、出租屋、人和人的位置变动,直至某个“未来的家”。



锤头鲨

单读设计师


十四岁被迫出柜,目睹亲人的崩溃和失望,远走和离去的念头便成为我大脑的幽灵:当我看着我亲切的女同学们,她们看起来似乎比我更符合社会规范,更拥有和家庭之间相互的承诺——而我知道我承诺不了,也无法实现,我可能略有愧疚,但真正的错误不在这里,那么我就会有离开的那天。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


这样的信念当然是不好实现的,并且对于年青的我来说更像是苦大仇深的诅咒,和一些不太了解此况的朋友聊及此事,我的父母,如何地斥责,而又如何试图将我排除在良好生活之外,甚至对我后来的女友,他们好像都确实不太能理解这样的心——当我以逃跑作为生命的核心解法,我能跑到哪里去?


即使愿望美满,我能在成人时离开这个家庭(在这个低用人成本时代好像是非常难实现的事情),为我的主体性生存,离开我无法实现的期望,但我可以一辈子离去吗?即使我可以离开这个家庭,显然,这样正常、符合范式、没有任何新意的家庭叙事并不是我家庭的专利,我进入的社会不也是同样的巨大的、结构昭然若揭的顺性别异性恋的社会?


当我试图进入其中,我可能会被什么质地包裹,又会被怎样的排异,其实好像是早就决定的事情,但以最流俗的答案来讲:如果我自行决定像上了发条的钟为自己轮转而永不停歇,那么直到这个链条断掉那天,我或许都要这样转下去——或即,跑到自己无法再跑为止。


编辑:何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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